人民城市理念及其治理策略

作者简介：宋道雷，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

摘要：城市是承载现代国家建设和治理的战略空间。人民城市从价值属性上强调城市的人民性，指出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城市治理依靠人民，城市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城市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在城市维度的体现，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城市维度的实践，是中国之治在城市维度的表达。人民城市及其治理承载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承接着城市治理的典型示范，联系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民城市治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

关键词：人民城市; 以人民为中心; 城市治理; 国家治理现代化

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城市化进程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发展，城市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城市成为承载现代国家建设和治理的战略空间。城市及其治理不仅关乎城市自身的发展，也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城市不同于其他性质的城市，它回答了城市的本质属性问题。人民城市强调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城市发展依靠人民，城市治理为了人民，城市发展和治理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城市及其治理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在城市维度的集中体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一、城市与国家治理: 一个研究视角

城市与国家两者都是人类主观能动性加诸于客观世界的产物，是人类社会的伟大创造。虽然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研究的政治学的核心关注点在城邦，但是，学者们在此后人类历史的漫长时期内，对两者之间关系的关注并不热衷。就像拉奎因( Laquian) 所说的，在我们能够回溯的时代范围内，虽然新的民族国家不断产生，城市生活方式逐渐普遍并流行，但是政治学对两者的研究却是分立的。学界研究虽少，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重要。事实上，城市伴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发展，同时推动着国家治理向新的形态迈进。自治城市、商贸城市、工业城市、金融城市与全球城市，这些城市形态与人类社会的封建国家、绝对主义国家、现代民族国家，以及“地球村”等国家形态形影不离、相互作用; 不同类型的城市治理机制，也在不断推动国家治理向更加现代化的方向迈进。我们可以说，城市及其治理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要素。

城市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只有具有了创造城市，推动城市发展，实现城市善治的能力时，才能建构更加完善的国家并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 “随着城市的出现，必然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必然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从而也必然要有一般政治”。从最一般化的意义上来讲，城市及其治理是国家运行与治理的逻辑前提。换言之，国家只有掌握了城市，创造更加有效的城乡治理体系，才能更加良性地运行并提高自身的治理能力，最终产出优良的治理效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借鉴雅各布斯对城市的评价: 伟大的城市创造伟大的国家，优良的城市治理创造优良的国家治理。

在前现代，城市与国家的关系并不紧密。城市与国家的关系更多的是确立在人与社会的组织和治理之上，其在不同地区和时期所表现出的形态不同，这是由不同地区和时期的经济和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在前现代，“社会一天天成长，越来越超出氏族制度的范围，即使是最严重的坏事在它眼前发生，它也既不阻止又不能铲除了。但在这时，国家已经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了。最初在城市和乡村间，然后在各种城市劳动部门间实行的分工所造成的新集团，创立了新的机关保护自己的利益，各种官职都设置起来了”。不同的国家形态，不同的城市分工，不同的城乡关系，不同的新集团，这些差异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前现代的城市与国家关系的实质，即城市只不过是国家组织和治理社会的政治空间。即使在商贸最发达的地区，城市也只不过是“分裂的合作体，它们缺乏自治，亦没有政治主权”。也就是说，在前现代，国家不会也始终没有把城市作为提升治理水平，创造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

西欧的例子是最好的证明。中世纪西欧的城市是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分析单位。城市凭借雄厚的财力，成为对抗国家的重要力量，“那些最大的城市财政规模甚至超过了某些欧洲大国，城市能够供养起军队，以对抗常常压倒由国王和贵族阶层控制的军事力量。较小和较少财富的城市则从其上级领主那里买到了更多但有限的自由”。城市拥有巨大的谈判能力，赢得了自治，成为抗衡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势力。根据蒂利的研究，城市与国家的关系是对立的，它以资本的逻辑抗衡强制的逻辑，“城市主要通过作为资本的容纳者和分配者来决定国家的命运”，“有无城市群落对某一地区的社会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国家形成的可能性”。用艾森斯塔德的话来说，城市丛生之处，恰恰是国家荒芜之所。布罗代尔认为，即使到了16 世纪国家越来越掌握国民收入的集中和再分配的情况下，国家与城市的关系也是对立的，所以他称这个时期的国家是“城市国家，或者说，为城市国家开辟道路的、以城市为主的国家”。城市仅代表城市，城市并非在国家体制之内而是外在于国家。这与我们所熟悉的以城市为主要发展动力的现代国家迥然相异，因为城市内在于国家的那种“领土国家”形态还要等相当长的时间才会出现。在这个意义上，城市作为一种“异化”了的力量统治了国家，而非国家统治了城市，更谈不上推动国家治理向前发展。

当人类迈入现代社会后，城市与国家尤其是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领土国家，即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城市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在与城市的博弈过程中，“民族国家之所以获胜，是因为16 世纪其军队力量和税收能力已经极大地压倒了城邦”。从此国家再也不是臣服于城市的奴仆，而成为统治城市的主人。城市自治状态的消逝与民族国家的发展、治理的集中化和国家化是同一过程的两个面向，城市从国家的对抗性力量，成为国家的建设性力量。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引发的城市化，更使城市成为支撑国家建设，乃至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设性力量。工业革命引发的城市化，“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规模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地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从此，城市成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性空间，这也是城市在国家治理历史上第一次从幕后走上前台。工业革命使“城镇的相对增长和职业结构将资本主义发展与城市系统的运作联系起来。政府机关和非营利机构，也根据规模功能和系统角色来安排其活动和就业岗位。城市形成了一个行政等级，拥有专业大学、驻军基地，并且成为早期跨国机构首选的城市驻地”。工业城市使人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彻底改变，它将人从土地上剥离，使之从属于国家统治下的城市，同时将人从温情脉脉的共同体中抽离，使之从属于更大的民族国家，城市人成为国民，城市彻底取代乡村成为国家建设、治理和发展的战略性空间。

从前现代到现代，城市与国家及其治理的关系发生革命性转变，并通过一系列机制推动国家治理迈向现代化。正如葛兆光先生观察到的，“从近代历史上看，可以肯定地说，当传统的乡村向现代的城市发展，现代城市越来越大、改变了人们政治、文化和生活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国家逐渐现代化的过程。在现代化过程中，城市代表了新方向”。城市及其生活方式成为国家改造个体行为的重要机制。城市空间和生活方式使前现代的特殊化关系和多元角色，逐渐向普遍性关系和专业化行为转变，使乡村人成为城市人和国家的公民; 城市社会的运行逻辑，分化了共同体的家族联盟，使社群而非家族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依托性力量; 城市经济以货币为基础，替代了传统社会的人情和地方交易，为国家范围内的交易提供了条件，并使各主体相互依存成为统一的国家性市场网络; 城市政治与乡村政治不同，它以稳定的政体、民选的政府和市民的广泛参与，使国家政治发展逐渐向现代化方向迈进; 更重要的是，城市之间的网络化联系，使地方、区域与国家相互依存，使现代民族国家成为有机整体。总而言之，城市成为现代化的平台，城市化成为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和机制，城市自然而然地成为国家建设和治理的中心化力量，即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性空间和要素。

二、人民城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国之治的城市维度

在现代社会，城市是国家治理的战略空间和要素，城市治理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并不代表城市及其治理是完美无缺的。正是城市及其治理存在缺憾，使其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内容和改进部分，并逐步成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要素。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城市、城市生活及其治理形态，并非一开始便如此。城市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空间和要素，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历程。长期以来，城市的双重性——“城市意味着进步、现代性和未来，其森然耸现的体状却常常是令人恐惧的危险与未知的象征”，使其一般被认为是与乡村相异的力量。基于此，理论家往往是在与乡村的对比中得出什么是城市，“城市生活从一开始就被人们拿来与乡村生活相比较，比较的结果是，城市在每一个方面都被视为理想化的乡村的对立面”。或者说，正因为乡村的存在，才反衬出城市的存在，乡村而非城市才是一个国家的战略承载体。英国贵族和美国上层人士用脚投票，向我们彰示乡村而非城市才是国家精英向往的所在。进入工业时代后，城市规划学家在对城市进行规划设想时，用了对乡村无比向往的名词“田园城市”，因为“从一开始，工业城市就被讥讽为是需要忍受和适应其肮脏与疏离的地方”。恩格斯研究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更是淋漓尽致地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城市槽糕的治理状态和城市阶层艰难的生存状况。喧嚣、匿名、陌生、孤独的城市生活，成为人们对原子化个体生活状态的常态化描述，这种描述至今仍深刻烙在当下世人的脑海中。批判而非赞美，是工业时代人们对工业化城市的基本观点。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对城市的观点才发生转变，这也直接导致城市替代乡村成为承担国家战略任务的空间和要素。在学术界，以霍华德为首的学者开始擘画城市的可居性，在理论上为城市治理与城市生活方式提供论证。继其而起的芝加哥学派，更是开创了城市研究的主流，从此，城市至少从理论上成为适宜人类居住和生活，并推动国家发展的战略空间。在媒体界，以斯蒂芬斯为代表的记者推动了轰轰烈烈的“扒粪运动”，这加速了美国整治城市腐败的步伐，开启了城市进步时代，为良性化城市治理提供了助推器。工业化发展带来了技术上改善城市阶层生活及城市治理状况的可能。在技术和治理界，城市供水系统、污水处理系统、电车等公共交通系统，以及职业警力的组建，为城市善治提供了硬件与软件。城市各主体的共同努力，不仅使城市从危机走向胜利，而且成为我们现代人所熟悉的宜居的生活空间和国家治理所依托的战略空间。

城市虽然是国家治理的战略空间，但是，这并不代表城市所推动的国家治理能够达到善治。城市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这一观点虽然在理念上被人们所认同，但是，现实中的城市及其治理远未达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第一，城市发展的南北差距。城市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空间，但是城市发展存在巨大的南北差距。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已持续上百年的时间，其城市化率已经达到75%，城市治理水平已经比较成熟; 与此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发展并不成熟，“贫穷以前主要集中在传统农业社会的乡村中，现在几乎都已经转移到城市之中”，城市远未达到国家治理所要求的条件。第二，城市空间排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城市空间与族群或阶层结合，对特定的族群或弱势群体产生隔离，形成空间排斥现象，严重影响城市稳定和常态化治理。第三，城市贫困。城市贫困不仅是工业化城市，也是后工业化城市的一项顽疾，它与不断分化的城市社会空间以及日益消失的传统工作岗位连接起来，成为城市治理的严重危机。

城市中所有的问题与人民息息相关。如果城市发展及其治理忽视了人的发展，那么，这种城市不仅自身的治理成问题，更无法达到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的。在城市发展与治理过程中，当资本及对物的占有成为最被关注的东西以及其他一切事务开展的前提，城市与人的关系便开始疏离，最终造成资本、空间而非人的城市化。这种状况愈演愈烈，波及到具体的城市市民，便会产生家的异化和人的流离失所; 波及具体的城市，便会产生城市的失治和动荡不安; 前者会直接动摇国家治理的根本，后者会直接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 两者最终导致人的失所、城市的失治和国家的失序。

习近平关于人民城市重要论述是治疗上述问题的药方，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之治在城市维度的表达。第一，习近平明确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论判断。习近平于2019 年11 月2 日在上海杨浦滨江实地考察时，明确提出: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他说: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扩大公共空间，以人民为中心，让老百姓有地方活动，好的城市，宜居的城市，就要有这个特点。”习近平结合上海杨浦滨江的建设、治理和发展，基于中国城市人口极大发展，以及大多数中国人已经生活、居住和工作在城市，并且将有更多的中国人口持续向城市移居的现实，首次明确阐发人民城市理念，并将其浓缩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第二，习近平提出的人民城市理念，从本源上强调城市治理和城市发展要坚持人民至上，这是中国之治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在城市维度的体现。城市治理的逻辑决定了任何以单一主体和机制为导向的发展，都会造成城市治理的失衡。城市治理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这与国家治理所秉持的人民中心理念是一致的。只有在城市发展和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让人民有获得感和幸福感，才能避免资本及其对物的占有所导致的城市失序，才能助推国家治理在城市空间有序展开。人民是城市和国家的核心主体，没有人民也就没有城市和国家，人民的生存和发展决定了城市和国家的治理方式和发展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城市是对资本主导的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反正，是对城市治理和发展的政治性的强调，是对当下依赖城市发展推动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终极目的的重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第三，习近平人民城市重要论述的关键，是将城市及其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人民城市及其治理不仅关乎城市治理本身，而且关乎国家治理现代化。习近平将人民城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紧密联系起来，强调人民城市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空间和重要要素。他于2018 年底在上海考察时便指出，“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这一论断将城市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结合起来，明确提出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内容，不能仅局限于城市及其治理本身来看城市治理，而应将城市治理提升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来看待。时隔两年，习近平在浙江考察时重申这一理论判断，他指出: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论断明确指出城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点和必要条件。在改革开放40 周年之际，习近平指出深圳要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这更是将城市的建设、治理和发展与国家命运、民族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强调人民城市和优良的城市治理是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兴则国家兴，城市强则国家强，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仅关乎自身，更关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四，人民城市及其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是共通的，即以人民为中心。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人民城市是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在城市空间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指出:“推进城市治理，根本目的是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一论断强调了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城市治理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的需求，赢得人民的认可。从根本上说，人民城市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在城市空间的体现和落实，这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是共通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制度方面来讲，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通过完善制度保证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人民城市及其治理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两者并行不悖，是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础上，不断以城市为依托和保障，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进人民福祉。人民城市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要以人民城市为战略空间推动人民国家的建设，以人民城市治理为动力助推人民国家的治理现代化。

三、人民城市治理: 国家治理的城市策略

中国正在逐步向城市国家的道路上转型。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至2020 年底，中国城镇常住人口90199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63. 89%。中国的城镇化率突破60%，城镇人口以绝对优势超过农村人口，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城市国家和城市社会。城市化率的提高既给中国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中共中央把握住中国向城市国家和城市社会迈进的大趋势，在时隔 37 年后的 2015 年，召开第四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会议指出，我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做好城市工作，要顺应城市工作新形势、改革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在该文件中，中央首次使用“人民城市”的表述，并且强调“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这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在城市建设、治理和发展方面的集中体现。

习近平关于人民城市重要论述，使人民城市理念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城市建设与治理领域的最新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与学说中国化的继承与发展”。人民城市重要理念一改以往对城市及其治理的功能主义定位，从城市的价值属性着眼，厘清城市建设、治理和发展背后的最终目的是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功能主义的城市是从工具主义的视角界定城市，这往往会引起城市发展成果的独占化而非普惠化。人民城市理念认为城市建设、治理和发展，不仅需要从功能上着眼，而且要从价值方面规范，城市功能提升带来的发展成果要具有普惠性。基于此，人民城市从价值属性上强调城市的人民性，指出城市由人民共建，城市由人民共治，城市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本质上讲，人民城市不同于资本主导的城市或其他类型的城市，人民城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调人民是城市物质文明的建设者，人民是城市精神文明的建构者，人民是城市制度文明的建立者; 城市为人民所共有、城市为人民所共享、城市为人民所共治。从本质上讲，人民城市强调城市建设依靠人民，城市治理的参与力量来自人民，城市发展为了人民。总之，人民城市是人民至上理念在城市空间的体现和贯彻，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在城市维度的体现。

基于此，人民城市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城市空间中顺利推进的重要命题。当下中国的人民城市治理，其目标不仅是高速提升的城市化率，而是使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带来的成果为人民所共享，使普惠型城市治理机制推广到所有社会领域和社会阶层，这是人的城市化和人民城市治理的本质要求。在全球城市化迅猛推进的当下，国家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城市间的竞争，中国正在“建设二十多个超级城市群，每个城市群都有望成为电子、建筑、能源、金融、电信等其他行业的供应链枢纽。中国在这些行业开展全球化竞争，中国在这些行业价值链中的地位越高，在全球拔河比赛中所向披靡的可能性就越大”。城市间的竞争决定于城市治理的质量，城市治理的质量决定于其治理是否依靠人民，是否为了人民。归根结底一句话，在城市化率已经超过60% 的中国，人民城市治理不仅决定了中国城市自身治理的质量和方向，更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空间和方向，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人民城市治理始终坚持党的领导。首先，党建引领。党组织是人民城市的政治领导核心，是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贯彻和执行的组织化力量。党组织团结凝聚人民群众围绕城市中心工作开展城市治理，引导和组织其他主体有序参与城市治理，确保人民城市建设、治理和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对人民城市的治理发挥引领性作用。其次，组织保障。中国共产党有461 万个基层组织，数量最多，覆盖面最广，是人民城市治理的重要的组织化行为体，它们以市、区、街道和社区四级联动体系，为人民城市治理提供组织保障，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人民城市的治理效能。再次，整合资源。党组织以区域化党建机制与党建联建机制，将散落在城市其他行业、部门、单位中的资源整合起来，为人民城市治理提供资源保障。最后，建构合力。党组织在人民城市治理过程中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可以有效防止政府部门条线分割现象，形成治理合力。

第二，人民城市治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在城市领域同样适用。首先，城市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也是城市的主人。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民就是城市，城市就是人民。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后，通过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生产资料的人民所有制，从根本上奠定了人民城市的经济基础，使消费城市转型为生产城市，使人民真正成为城市的主人。其次，城市治理依靠人民。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是城市的主人，城市治理自然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后期接管城市之际便明确指出: “城市已经属于人民，一切应该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的精神为出发点。”这是城市治理依靠人民的最早表述。在城市化迅速发展的当下，城市治理需要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体性，调动人民的积极性，鼓励人民参与城市治理的各个环节，实现城市共治。再次，城市发展为了人民。人民城市的性质决定了它是公平的城市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人民城市与其他性质城市的本质区别是: 城市发展成果最终由人民共享。城市是资本主导的，其治理依靠资本，那么，城市发展的成果最终由资本主导进行分配，这种城市发展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城市治理依靠人民，这决定了城市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城市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第三，人民城市治理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首先，社会主义是人民城市的意识形态底色。社会主义方向，是人民城市与其他性质的城市，尤其是与资本主义性质的城市不同的关键所在。人民城市属于人民，其建设和治理依靠人民，其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就决定了人民城市及其治理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只有如此，人民城市才能走上善治之路。其次，社会主义保证了城市的人民属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它将广大劳动人民作为城市治理的主人，将公平正义作为城市发展的价值基础，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城市发展的终极目的。这从根本上保证了城市的人民属性，也就是“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再次，人民城市的发展形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人民城市建设、治理和发展的未来形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这种形态的人民城市有三种典型类型。一类是以雄安新区为代表的，承载非首都功能的，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样板; 一类是以深圳为代表的，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方向前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 一类是以上海为代表的，不断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第四，人民城市治理始终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首先，建构多元一体的治理体系。人民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必须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其次，夯实城市基层治理基础。社区是人民城市治理的基层空间，社区治理的质量决定了人民城市大厦地基的稳固程度。人民城市治理需要进一步加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建设，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发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维护国家政权安全的重要作用。再次，城市常态化治理与应急治理相结合。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使城市治理必须坚持常态化治理与应急治理的结合，以制度化的平时和战时双重治理机制保证人民城市的良性运转。

四、结语

习近平提出的人民城市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在城市维度的体现。人民城市及其治理承载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承接着城市治理的典型示范，联系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新时代国家治理、城市治理和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推动力量。人民城市一方面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另一方面要以自身的治理现代化不断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建设、发展和治理人民城市，在人民城市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目标，并使之成为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这是中国的当务之急。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是中国历朝历代的先贤志士所未遇到过的命题。中国是五千年的文明古国，这个古老国家的绝大多数岁月，是在农业文明中度过并取得辉煌的，是在城市文明中逐步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迈进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城市时代背景下展开现代国家建设，引导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转型。如何在城乡统筹的大背景下，在城市中国的结构中推进人民城市建设和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是一项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亟需研究的重要课题。

信息来源： 华师城市社区研究中心